理的性质。诸多历史学家与文化人，论秦几乎形成了一种八股定式：对秦帝国时代不加任何论证，先行冠以“专制”或“落后文明”之定性，而后再展开以旧理念为根基的论述。其研究精神之沦落，距离儒家朱熹之对秦考据尚且不如，遑论科学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种错位嫁接。根本原因，却实在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那么，秦帝国时代的文明与政权性质不是专制么

　　是专制，但却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的一个政治系统制度。民主制的产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则是交通与信息的极大便捷，否则，没有社会大协商的条件；二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否则，不可能承载人人参与国事这种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余年之前，人类的整个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既没有便捷沟通的手段条件，更无法承载“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古典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专制政体，其间差别，只是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国时代，中国的传统是将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诸侯制。以当代理念定性，可称之为邦联制，连联邦制的紧密状态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其时之政治状态，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权有限，诸侯自由度极大。要说民主的根基，那时的政治协商现象远比后世要浓郁得多。原因只有一个，天子与诸侯之间，要做到谁强制谁，极难极难。此等政治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极为缓慢，而在社会生产力终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松散乏力效率极低的社会管理又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极大。至少，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实现。所以，春秋战国之世的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后，此等松散邦联制便开始渐渐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实际上增大扩张诸侯国的自治权。

　　就其历史本质而言，这一现象的基础逻辑是：作为能够从整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而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思潮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人群却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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