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疯狂了。

　　其时，作为周室遗民封地的小东周尚留有七城，史称七县，以当时地名分别是：河南、洛阳王城之外的洛阳县、榖城、平阴、偃师、巩、缑氏。已经灭国的周室遗民能保留如此一片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封地，在战国之世实在是破天荒了。至少，此时还没有灭亡的两个老诸侯鲁国、卫国的地盘便没有小东周大。尽管如此，周室遗民对秦国还是大为不满。个中原因，便是周室遗民的这块足够大的封地不是自治诸侯。也就是说，周人只能在这方土地耕耘生存，向自己的东周君交纳赋税，除此而外，便须遵守秦国法令。

　　秦国的选择，来自严酷的前车之鉴。

　　自夏商周三代有“国”伊始，战胜国对待先朝遗民的治理方式大体经历了两个过程：最先是封先朝遗族为自治诸侯，后来则是保留封地而取消治权。这一过程的演变，是血淋淋地复辟反复辟的必然结果。三代更替，商灭夏、周灭商，初期都曾经尊奉先朝遗族，许其在祖先发祥地立国自治，也就是允许其作为一个有治权的诸侯存在。其时，自治诸侯意味着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军政治权。只要不反叛，只要向天子纳贡称臣，中央王室对自治诸侯便没有任何干涉。新战胜国之意图，显然是要通过保留并尊崇先朝王族，使天下庶民信服本朝之王道仁德，从而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新王朝。

　　然则，事实却总是与新战胜国的期望相反。先朝遗族一旦作为治权诸侯存在，便千方百计地图谋复辟旧制，最终每每酿成颠覆新政权的祸根。最先尝到苦果的，恰恰便是力倡王道德化的周室新朝。周人自诩德治天下，灭商后非但准许殷商遗族原居故地做自治诸侯，还分别将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圣王”的后裔部族，一律封为自治诸侯。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年。周武王刚刚病逝，殷商遗民首领武庚便立即策动了大规模叛乱，非但联结了几乎所有的“圣王”遗族诸侯与东方夷人部族大举叛周，且匪夷所思地鼓动了周室王族中的反叛势力一起反周，其声势之大，只差点儿淹没了这个新王朝靠着那位雄谋远略的周公的全力运筹，周王朝才终于平定了这场以殷商遗民诸侯为根基的大叛乱。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王朝内战，更是一场极其惨痛的治国教训。

　　它使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着数百年悠久传统的先朝王族，其复辟祖先旧制的愿望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若不能将先朝王族后裔与其赖以生存的遗民分开治理，有治权的旧王族便随时有能力发动复辟战争自诩德治的周王室终于醒悟，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诸侯制度：以周王族做遗民聚居地的诸侯国君，以周室礼法治理殷商遗民，如此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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