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了海量的田产，并隐匿了大量良田，甚至还役使着无数驱口、隐户，靖安军这次丈量、清算田亩，重新核定田租，勾销羊羔息，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只是形势比人强，靖安军正风生水起，这些大族巨擘暂时不得不隐忍。

　　于志龙何尝不知？不过此时靖安军急需的是各地民众踊跃拥护，这些大户望族本就是他分步打击的对象，若是能够拉拢分化，以利诱之，可供驱使，自然最好。

　　与以往统治者不同，本地民众，特别是商户等明显感到靖安军对商人、小贩、匠户的看重。自临朐解围大胜后，于志龙先后颁发政令，严喻各地重新布设关卡，除了几个府县要道继续保留管卡抽税外，就是城门卡处，一般也取消了往日设置的抽税掾吏，过卡什物按照三十抽一。允许各地商贩携带商货、柴草、菜蔬等自由出入，城乡集市上的小贩在指定的位置摆摊，除了缴纳少量的卫生管理费用，其他摊派一概取消。

　　通关、摆摊摆摊的抽税少了，自然做买卖的利润就高，不仅小商小贩欢喜，就是经营买卖的大富商们也感到欣慰，大大抵消了靖安军的对他们家资重新核查，核算的反感。

　　小贩一日辛苦所得，也许只有数文钱，但是他们本就清贫，这点文钱日积月累，到了月底也许就是百文钱，足够多买几个炊饼或半袋高粱，家人就可稍解几顿饥饿。

　　富商们则是日进斗金，靖安军如此做，可为其节省流通成本每月或有不下百两、千两者。

　　大乱之后有大治，人心思定。靖安军地域的盗寇、强盗明显少了，商路安靖，商队来往通便和安全，大大减少了风险。除了单纯吃田租的地主外，凡是有商路的富户多有受益的。何去何从，商人们心中自有选择。

　　于志龙的做法就是鼓励经商，鼓励商品流通，但是商人必须真实纳税。凡偷税漏税的，抓获后至少罚金三倍，再重着，拘人、抄没家资，甚至入狱。

　　而匠户去籍后，允其自由匠做，自由买卖，因为匠做的收益较大，官府课税从其营收中按照十五抽一，总体上地方各类匠户的劳作热情绝不下于耕户。

　　各地乡村的耕户大多得到自有耕地或农具、驮马、耕牛等，虽然许多是官府借贷性质，但是对于农户来说终于有了生产劳作的资本，未来就有了希望；而且靖安军檄文中反复承诺，明后年税赋将按照收成的三十抽一施行，往后才是二十五抽一，再往后的缴纳比例将控制在田亩收成的二成以内，这还包括了耕户需折算的各类官府劳役等成份，也就是说，无论收成有多好，最多只需交纳到年收成的二成即可。若是遇到灾年，官府还将根据受灾情况，加以评估，酌情减少交纳的税额。

　　田租提取，还按照田亩的优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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